走出大悲巷的孽子（八）【之二】（2/3）


	我想，作者如此設計，決非要刻意貶低這羣人，更不是不能明瞭他們的苦，作者的悲憫情懷正好反映在「大悲巷」之名上，是明白可見的，毋需懷疑。他深知在缺乏個人主義的中國傳統裏，個人是無法脫離家庭和社會而獨自生存的，人與人的關係休戚與共，而父母子女間的天倫恩情更難以斬絕，同性戀者自不例外。然而，他們「異於常人」的那部分是如此令整個「大家庭」難以接受，使他們成為社會畸零人，也成為自己與家人的奇恥大辱，這是極度不幸。於是，淡化同性戀者成熟自主的情欲意識，強化這羣人孤獨無依而誤入歧途的「幼兒心理」，正可以喚起人們我見猶憐的同情，也符合父權思想「孺子可教也」的預期，使社會重新接納他們──這便成為作者為同性戀者身處個人與社會衝突之間所設想的一種開解之道，也形成《孽子》一書的敘事策略。作者開宗明義為本書所寫的著名題辭，極顯然托出這樣的意義：寫給那一群，在最深最深黑夜裏，獨自徬徨街頭，無所依歸的孩子們。　　我們當然可以說，作者以「孩子們」稱呼同性戀者，確實把他們給「做小了」也給「做低了」，似乎把他們當作父權體制下永遠長不大的一羣。然而，聯繫他所處的那個戒嚴的時代、那個禁忌的社會來看，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第一本嚴肅探討同性戀的小說，為了不至於斷裂已然脆弱的同性戀者與家庭社會的臍帶，為了不至於引起主流羣眾莫名的恐慌和強烈的反挫，這卻是不可為而為、不得已而行的唯一的萬全方式。他這一個敘事策略極其必然反映著他所遭遇的時代與社會的陰影，以及他所面臨的政治與道德的高壓。「屈抑的」敘事策略正所以顯示「屈抑的」作者心理，同時也表明了當時同性戀者「屈抑的」的社會處境。這是無可否認的。